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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理解与适用

发布时间:2026-11-15 17:19|来源:民事法律参考 |浏览次数:

  第十九条 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诈骗、合同诈骗、骗取贷款等犯罪,相对人请求未构成犯罪的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区分以下情形处理:

  (一)行为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属于有权代理或者构成表见代理,相对人主张该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发生效力并由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依法予以支持;

  (二)行为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且不构成表见代理,相对人主张该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发生效力并由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不予支持;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有过错的,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以法人、非法人组织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诈骗、合同诈骗、骗取贷款等犯罪,相对人主张该合同对未构成犯罪的法人、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并由其承担违约责任的,参照前款规定处理。


  理解与适用

  一、引言

  在商事交易实践中,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他人名义订立合同,却因行为本身构成诈骗、合同诈骗、骗取贷款等犯罪的情形,长期是刑民交叉案件中的高发领域。此类案件中,行为人往往因潜逃、无清偿能力或已被判处刑罚而丧失责任承担能力,相对人几乎都会向未参与犯罪的被代理人主张民事责任,由此引发的核心争议始终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刑事犯罪的成立是否直接否定合同效力?行为人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犯罪行为,能否当然归属于被代理人?被代理人在无共同犯罪故意的前提下,应当在何种范围内承担责任?

  在《刑民交叉规定》第十九条出台前,司法实践对此类案件的裁判标准极不统一:部分法院以“行为人构成犯罪,案涉合同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为由直接认定合同无效,判决被代理人不承担任何责任;部分法院以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为由认定合同有效,判决被代理人承担全部违约责任;还有部分法院直接驳回起诉,将全案移送刑事程序处理。这种“同案不同判”的局面,不仅严重损害了商事交易的可预期性,也让善意相对人与无过错被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彻底失去稳定标准。

  第十九条的出台,正是对上述实践乱象的系统性回应。该条款将代理法的核心规则直接嵌入刑民交叉场景,明确了“刑事犯罪不替代民事效力判断”的基本原则,把代理行为的性质判断作为认定被代理人责任的逻辑起点,构建起一套分层、递进、可验证的裁判体系。本报告将围绕该条款的规范构造与实务适用展开全面分析,厘清其在整个刑民交叉规则体系中的定位与价值。

  二、规范溯源与制度演进

  2.1 此前立法与裁判的规则困境

  在第十九条正式实施前,我国处理代理行为涉刑案件的法律依据长期处于分散状态,缺乏统一的体系性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二条分别规定了无权代理与表见代理的基本规则,但并未明确该规则在行为人行为构成犯罪时能否直接适用。此前的司法文件中,仅笼统规定“行为人构成犯罪的,不影响民事案件的审理”,但并未进一步细化被代理人责任的判断标准。

  这种规则供给不足直接导致实践中形成两种极端裁判倾向:一种是“刑事优位主义”,只要行为人订立合同的行为被认定为犯罪,法院便直接否定合同效力,将所有责任归于行为人个人,被代理人几乎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这种思路完全忽视了商事交易中被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将刑事犯罪的公法评价直接覆盖全部私法效力判断,最终导致大量善意相对人在行为人无清偿能力时权利完全落空。另一种是“外观主义绝对化”,只要行为人持有公章、授权书或具有法定代表人身份,即便其行为已构成犯罪,也一律认定构成表见代理,由被代理人承担全部合同责任。这种思路完全无视被代理人可能存在的被伪造公章、被冒用身份等完全无过错的情形,将交易风险全部转嫁到被代理人一方,明显有失公平。

  2.2 第十九条的规范生成逻辑

  第十九条的制度设计,本质上是对上述两种极端裁判思路的双向纠偏。其核心立法逻辑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 第一,确立“刑事与民事效力分离审查”原则。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是公法层面对其违法性的否定评价,该评价本身不直接产生私法上合同无效的法律效果。合同的效力判断,仍然应当严格依据民法典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规则独立完成,不能以刑事判决结果直接替代民事效力认定。 第二,回归代理制度的本质逻辑。代理行为的核心是“后果归属于被代理人”,该归责的正当性基础要么来自被代理人的事前授权(有权代理),要么来自被代理人可归责的权利外观(表见代理)。即便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该正当性基础的判断标准也不应发生改变。 第三,建立“效力-过错”双层责任体系。在不构成有权代理、也不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形下,并不直接得出被代理人绝对免责的结论,而是引入过错要件,将被代理人的管理疏漏、授权不当等行为纳入赔偿责任的评价范围,实现对相对人信赖利益的适度保护。

  2.3 与既有规则的体系衔接

  第十九条并非孤立存在的条款,其与《刑民交叉规定》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共同构成了涉刑合同效力认定的完整规则链条。第十七条确立“民事规范独立审查”原则,明确涉刑合同不当然无效;第十八条调整恶意串通场景下的效力认定规则,打破“只要恶意串通就一律无效”的惯性裁判;第十九条则聚焦代理行为涉刑这一最高发的具体场景,直接给出可操作的裁判路径。三者层层递进,共同完成了从理念更新到具体场景落地的制度构建。

  同时,第十九条也与民法典的代理制度实现了无缝对接:其第一款第一项直接援引民法典关于有权代理和表见代理的规则,第一款第二项直接衔接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后的过错赔偿规则,第三款则专门针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工作人员职务代理涉刑的情形作出参照适用规定,让整个规则体系既保持了与民事基本法的一致性,又针对刑民交叉的特殊场景完成了规则细化。

  三、第十九条核心构成要件的体系解构

  3.1 适用前提:行为人以他人名义订立合同且行为构成犯罪

  第十九条的适用,首先需要满足三个基础前提要件,三者缺一不可。 第一个要件是“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这意味着行为必须具备代理行为的外观特征:行为人在合同文本、签约过程、权利义务安排中,明确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行为,而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订立合同。如果行为人完全以个人名义与相对人签约,即便其行为构成诈骗类犯罪,也不属于本条的调整范围,相对人只能向行为人个人主张责任。 第二个要件是行为人的行为已被认定构成诈骗、合同诈骗、骗取贷款等犯罪。这里的“等犯罪”应当作限缩解释,仅包括与订立合同直接关联的财产型犯罪,即行为人的犯罪构成中,“订立合同”本身就是其实施诈骗、骗取财物的核心手段。如果行为人所犯的是与案涉合同完全无关的其他犯罪,则不能适用本条规则。 第三个要件是被代理人本身未构成犯罪。如果被代理人与行为人构成共同犯罪,那么整个行为的性质已经属于共同犯罪,相对人应当通过刑事追赃退赔程序主张权利,此时不再适用本条的民事责任认定规则。只有当被代理人完全未参与犯罪、也未被追究刑事责任时,才能进入本条规定的分层处理流程。

  3.2 第一层裁判路径:有权代理或表见代理场景下的有效认定

  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当行为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属于有权代理或者构成表见代理时,相对人主张合同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并由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这是整个条款中最核心的规则,也是对“涉刑合同当然无效”思路的直接否定。 在有权代理场景下,行为人持有被代理人明确的授权,在授权范围内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即便行为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诈骗故意、实施了犯罪行为,也不改变此前已经成立的有权代理性质。此时,合同的法律后果本来就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属于被代理人内部的履职不当,不能以此对抗善意相对人。 在表见代理场景下,即便行为人事实上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经终止,但相对人有充分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该代理行为的效果依然应当归属于被代理人。在刑民交叉场景下,表见代理的认定不能因为行为人构成犯罪就直接排除,而应当严格按照民法典规定的“相对人善意无过失”+“存在代理权外观”两个要件独立判断。

  3.3 第二层裁判路径:无权代理且不构成表见代理场景下的分层责任

  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确立了“无权代理不生效+过错赔偿”的规则,这是本次司法解释最具突破性的制度设计。 首先,当行为人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且相对人无法证明其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时,合同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相对人要求被代理人承担继续履行、支付违约金等违约责任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一规则划清了“归属于被代理人的合同责任”与“被代理人的过错赔偿责任”的边界,避免了只要被代理人有一定管理疏漏,就直接判决其承担全部合同责任的不当扩张。 在此基础上,规则进一步明确:如果被代理人对行为人实施无权代理的行为存在过错,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里的“参照适用”意味着,此时合同虽然不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但在性质上可以准用法律行为不生效后的过错赔偿规则,根据各方的过错程度分配损失,而不是直接判决被代理人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3.4 第三款特别规则:职务代理涉刑的参照适用

  第十九条第三款专门针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以法人、非法人组织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的情形,明确要求参照前两款规定处理。这一规定直接回应了司法实践中争议最大的“法定代表人涉刑”场景。 此前实践中存在一种错误认识:只要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就当然不属于职务行为,公司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但根据第三款规则,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即便构成犯罪,依然需要先判断该行为是否属于有权代理或者构成表见代理,只有在既不属于有权代理、也不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况下,才进一步判断公司是否存在过错。这一规则与《民法典》第六十一条关于法定代表人代表行为效果归属的规定完全呼应,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该规则的适用,不会因为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本身构成犯罪而直接被排除。

  四、司法实践中的核心争议与裁判标准澄清

  4.1 争议一:行为人私刻公章、伪造授权材料构成犯罪时,能否认定表见代理

  这是第十九条适用中最常见的实务争议。有观点认为,既然公章是私刻的、授权材料是伪造的,说明行为人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代理权,相对人不可能“善意无过失”,因此一律不构成表见代理。但结合第十九条的规范精神,该观点不能成立。 公章和授权材料的真实性,只是判断“代理权外观”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更不是绝对标准。在部分案件中,行为人虽然私刻了公章,但其本身就是被代理人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或长期负责案涉交易的业务负责人,此前多次代表被代理人与相对人签订同类合同,且案涉合同约定的交易内容完全属于被代理人的正常经营范围。此时,即便公章是私刻的,相对人基于长期交易形成的合理信赖,依然可能构成表见代理。 反之,如果行为人只是普通员工,甚至与被代理人没有任何职务关联,其通过伪造公章、伪造授权书的方式与相对人签约,相对人未对行为人的身份进行任何核实,也未向被代理人的官方渠道进行确认,直接与其签订标的额巨大的合同,那么相对人就不属于“善意无过失”,不能认定构成表见代理。 在四川某星投资有限公司诉成都某发置业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入库裁判明确指出:犯罪行为人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代表公司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为谋取个人利益构成犯罪,并不影响其在职权范围内代表公司签订的合同的效力。即便法定代表人存在私刻公章的行为,只要该行为属于其职权覆盖的交易范围,相对人基于对其法定代表人身份的信赖订立合同,依然应当认定合同对公司发生效力。这一裁判精神,完全契合第十九条确立的裁判逻辑。

  4.2 争议二:“相对人善意无过失”的证明标准如何把握

  在刑民交叉场景下,表见代理中“相对人善意无过失”的证明标准,始终是实践中的难点。根据第十九条的规范目的,善意的核心是“相对人在订立合同时,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无过失则是指相对人已经尽到了普通商事主体在同类交易中应当尽到的合理注意义务。 对于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交易,合理注意义务的标准应当有所区别:

  对于标的额较小、交易流程简单的日常经营性合同,相对人的注意义务标准较低,只要对行为人的身份进行了基本核实,就可以认定其善意无过失。

  对于标的额巨大、涉及公司重大资产处置、对外担保等类型的合同,相对人的注意义务标准应当显著提高。相对人不能仅以行为人持有公章、自称有授权为由主张善意,还应当要求行为人出示明确的书面授权文件,向被代理人的法定代表人、决策层进行核实,甚至要求被代理人出具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否则就不能认定其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 同时,证明相对人非善意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被代理人必须提供明确证据,证明相对人在签约时明知行为人没有代理权,或者明知其行为超越权限,不能仅以“行为人构成犯罪”这一事实,直接推定相对人非善意。

  4.3 争议三:无权代理场景下,被代理人“过错”的认定边界

  在行为人行为属于无权代理、不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形下,被代理人的过错认定是决定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核心。实践中,不能对被代理人施加过高的注意义务,不能简单认为“只要公司管理存在漏洞就有过错”,而应当将过错限定在与行为人实施无权代理行为直接相关的范围内。 通常而言,被代理人的过错主要包括以下几类情形:

  被代理人曾经向行为人出具过正式的授权文件,事后未及时收回,也未将授权终止的事实通知已知的交易相对人,导致相对人基于旧的授权文件与行为人订立合同。

  被代理人将公司公章、合同章、空白授权书、空白介绍信等对外代表代理权的文件随意交给行为人保管,长期未进行监督管理,为行为人冒用名义实施犯罪创造了直接条件。

  行为人此前多次以被代理人名义与相对人进行同类交易,被代理人明知该情况却从未明确表示反对,甚至多次通过履行行为予以默认,让相对人有合理理由相信行为人一直享有代理权。

  被代理人在工作人员离职后,未及时向长期合作的交易相对人告知该离职信息,也未及时收回其持有的工作证件、授权文件,导致离职人员继续以公司名义对外签约。 反之,如果被代理人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公章管理制度、授权审批制度,行为人通过盗窃、骗取的方式取得公章和授权文件,或者完全通过伪造身份、虚构职务的方式实施诈骗,被代理人对此完全不知情、也无法预见,那么就应当认定被代理人没有过错,无需向相对人承担赔偿责任。

  4.4 争议四:“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范围与性质

  第十九条规定的“参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性质上属于缔约过失责任,而非违约责任,其赔偿范围应当限定在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损失范围内,不能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信赖利益损失主要包括相对人因订立合同支出的合理费用、已经向行为人交付的资金占用损失、为准备履行合同产生的直接损失等。同时,该责任必须严格适用“过错与责任相匹配”的原则,不能判决被代理人对行为人的全部诈骗金额承担连带责任。 实践中,法院应当根据被代理人的过错程度、其过错行为在行为人诈骗成功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力大小、相对人自身是否存在过失等因素,综合认定被代理人应当承担的赔偿比例。例如,如果被代理人的过错仅仅是未及时收回离职员工的旧名片,而相对人未进行任何核实就与行为人签订巨额合同,那么相对人自身存在重大过失,被代理人的赔偿责任比例通常不应超过全部损失的30%。

  五、典型场景的类案适用与裁判路径

  5.1 场景一: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订立合同构成合同诈骗

  该场景是第十九条第三款的核心适用场景,其裁判路径可以分为三步: 第一步,先判断法定代表人的签约行为是否属于公司的正常经营范围,是否属于其法定代表人职权的覆盖范围。如果案涉交易完全属于公司的主营业务,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字,即便其使用的公章是私刻的,也应当首先认定该行为属于有权代表行为。 第二步,判断相对人是否善意无过失。如果相对人在签约时核实了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查看了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对交易的背景进行了基本核查,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是为了实施诈骗而签约,那么应当认定合同对公司发生效力,公司应当承担合同责任。 第三步,如果有证据证明相对人在签约时明知法定代表人是为了个人利益,与行为人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利益,那么相对人不属于善意,此时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在此基础上,再判断公司是否存在明显的管理过错,进而确定其是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5.2 场景二:公司部门经理超越权限订立合同构成骗取贷款罪

  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办理贷款业务时,经常遇到公司负责融资的部门经理,通过伪造公司公章、虚构贷款材料的方式,以公司名义骗取银行贷款,最终行为被认定构成骗取贷款罪的情形。 该场景下的裁判路径为:首先判断银行在签订贷款合同时,是否对贷款材料、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授权文件进行了法定的审查义务。如果银行仅仅让部门经理提交材料,未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进行核实,也未到公司经营场所进行尽调,直接向行为人控制的账户发放贷款,那么银行不能被认定为善意无过失,案涉贷款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 此时,如果公司存在明显的管理疏漏,比如长期将公司的公章、财务章交给该部门经理单独保管,对公司的融资行为完全未建立审批流程,那么公司存在过错,应当在其过错范围内对银行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公司建立了完善的融资审批制度,该部门经理完全是通过盗窃公章、伪造决议的方式实施犯罪,公司对此完全不知情,那么公司没有过错,无需向银行承担赔偿责任。

  5.3 场景三:离职人员持未收回的空白合同以公司名义签约构成诈骗

  行为人从原公司离职后,利用此前未交回的空白合同书、工作证,以原公司名义与不知情的相对人签订买卖合同,收取货款后潜逃,该行为被认定构成诈骗罪。 该场景下的裁判重点是判断原公司是否尽到了必要的通知义务。如果原公司在行为人离职后,已经通过官方公众号、邮件等方式向所有长期合作的客户告知了行为人离职的事实,也发布了作废其空白授权文件的公告,那么相对人未核实签约人员身份就与其交易,不构成表见代理,原公司无需承担责任。 如果原公司明知行为人持有未收回的空白合同,既未收回文件,也未通知任何客户,导致相对人基于对空白合同的信赖与行为人签约,那么原公司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对相对人无法通过刑事追赃追回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六、第十九条的制度价值与延伸影响

  6.1 对商事交易规则的重塑价值

  第十九条的落地实施,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刑民交叉场景下合同效力认定的混乱局面,为整个商事交易市场建立起清晰的行为预期。对于相对人而言,其只要在交易中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核实了行为人的代理身份,即便行为人后续被认定构成犯罪,依然可以向被代理人主张合同效力,交易安全得到了充分保障。对于被代理人而言,其只要建立完善的授权管理制度、公章管理制度、离职人员通知制度,就可以有效避免无端承担他人犯罪行为带来的巨额责任,无需为自己完全无法预见、无法控制的行为买单。这种双向的规则指引,极大降低了商事交易的制度性成本。

  6.2 对企业合规的引导作用

  第十九条的实施,直接推动企业的内部合规管理从“形式化”走向“实质化”。过去很多企业对公章管理、授权管理、离职人员管理的重视程度不足,认为即便出现问题,只要证明是他人私刻公章、冒用名义,就可以完全免责。但根据第十九条的规则,如果企业自身存在管理疏漏,为行为人实施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依然需要承担过错赔偿责任。这就倒逼企业必须建立全流程的代理风险防控体系:对所有对外授权进行书面留痕、明确授权期限和范围,交易完成后及时收回未使用的空白文件,员工离职第一时间完成工作交接并向所有关联客户发布告知通知,从源头上减少无权代理行为的发生空间。

  6.3 与表见代理规则体系的协同完善

  此前表见代理规则在刑民交叉场景下的适用,一直处于“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极端状态:要么直接认定表见代理成立,被代理人承担100%的合同责任;要么直接否定表见代理,被代理人零责任。第十九条在二者之间加入了“无权代理+过错赔偿”的中间缓冲地带,形成了“有权代理/表见代理→全部合同责任;无权代理+有过错→部分赔偿责任;无权代理+无过错→零责任”的三层梯度责任体系,让整个代理制度的责任分配更加精细、更加公平,也让表见代理制度的适用边界更加清晰,避免了外观主义的不当扩张。

  《刑民交叉规定》第十九条的出台,是我国刑民交叉法律制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它没有简单地在“保护相对人”和“保护被代理人”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回归代理制度的本质逻辑,以代理行为的性质判断作为核心主线,将刑事犯罪的公法评价与民事合同的效力判断彻底分离,构建起一套分层递进、价值平衡的裁判规则体系。 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准确适用第十九条,必须始终坚持三个核心原则:第一,坚持民事效力独立审查,绝不以行为人构成犯罪为由直接否定合同效力;第二,坚持表见代理的严格认定标准,避免外观主义的滥用,防止无过错被代理人不当承担巨额责任;第三,坚持过错与责任相匹配,在无权代理场景下,根据各方的过错程度合理分配损失,实现交易安全与行为人行动自由的平衡。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刑事制裁与民事交易秩序的有机统一,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规则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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