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理解与适用

　　第四条 依照本规定第三条受理的民事案件，应当与有关的刑事案件分别审理，不受刑事诉讼程序的影响。但是，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依法裁定中止民事诉讼。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应当及时恢复诉讼。

　　民事案件与有关的刑事案件由不同人民法院分别审理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及时相互通报案件受理情况、审理进展、裁判结果等信息。

　　理解与适用

　　一、规范溯源与制度价值

　　（一）规则出台的实践背景

　　在该司法解释施行之前，我国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长期处于规则供给不足的状态。实践中大量存在只要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存在任何牵连关系，法院就直接裁定全案中止诉讼、甚至直接裁定驳回起诉移送侦查机关的情形，导致不少合法的民商事权利主张因刑事程序的漫长周期而长期悬置，甚至出现权利人权利落空、市场主体正常经营活动被不当阻滞的情况。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开的司法统计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的一审民刑交叉案件中，有超过37%的案件适用了中止诉讼程序，其中相当一部分案件并不满足“基本事实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的严格条件，“以刑阻民”已经成为制约民商事权利及时救济的突出程序痛点。

　　与此同时，过去的程序规则中缺乏对关联事实类案件的明确区分标准，不少法院将“关联事实”直接等同于“同一事实”，错误适用全案移送规则，导致合同纠纷、担保责任纠纷、保险理赔纠纷中大量无犯罪故意的民事主体的责任承担问题，被刑事程序的进程完全绑架，既不符合程序效率原则，也不利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构建。正是针对这一实践顽疾，法释〔2026〕19号第四条在第三条明确六类应当受理的关联事实民事案件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受理后的程序运行规则，从制度层面彻底终结了“有刑必停、涉刑必驳”的传统裁判惯性。

　　（二）制度演进的脉络梳理

　　我国刑民交叉程序规则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清晰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8年至2015年的“先刑后民”绝对主导阶段。该阶段的核心规则以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为代表，确立了“同一事实全案移送、不同事实分开审理”的基本框架，但由于缺乏对“同一事实”的清晰界定，实践中大量扩大解释“同一事实”的范围，导致“先刑后民”被异化为普遍适用的默认规则。 第二阶段是2015年至2026年的“刑民并行”理念探索阶段。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民间借贷刑民交叉相关会议纪要等文件陆续出台，逐步强调对不属于同一事实的民事案件应当继续审理，不能简单以涉嫌犯罪为由驳回起诉，但该阶段的规则仍然较为零散，缺乏统一的程序适用标准，各地法院对中止诉讼的适用尺度差异极大，类案不同判问题十分突出。 第三阶段就是以法释〔2026〕19号为标志的体系化规则确立阶段。该司法解释第四条首次以明确的条文表述，确立了关联事实案件“分别审理为原则、中止诉讼为例外”的程序位阶，将“先刑后民”从普遍性原则降格为特定条件下的例外适用规则，完成了刑民交叉程序理念的根本性迭代。

　　（三）本条规则的核心制度价值

　　本条规则的制度价值集中体现在三个维度： 第一是程序效率价值。通过原则上允许关联事实的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分别推进，避免民事权利的救济程序被漫长的刑事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周期不当拖延，大幅缩短民商事权利的实现周期，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时间成本。 第二是权利平等保护价值。打破了刑事程序绝对优先的传统思路，既保障刑事追诉活动的正常开展，也不忽视民事主体的独立民事实体权利，实现刑事追责与民事权利救济的并行保护，避免出现“刑事追赃退赔程序覆盖全部民事救济路径”的不公平结果。 第三是营商环境保障价值。通过明确规则边界，防止个别利用刑事手段干预正常民商事纠纷的当事人，以“案件涉刑”为借口恶意拖延民事审判程序，保障市场主体之间的合同纠纷、担保责任纠纷等正常民商事争议能够得到及时审理，维护交易秩序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二、核心构成要件的规范解构

　　（一）“依照本规定第三条受理的民事案件”的适用边界

　　本条规则的适用前提，是案件必须严格落入本规定第三条明确的六类关联事实案件范围之内，这是准确适用本条的基础要件。 这里的“关联但非同一事实”，必须同时满足两个判断标准：一是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并不完全重合，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是刑事被告人之外的其他民事主体；二是民事责任的请求权基础，独立于刑事犯罪的构成要件事实。具体到第三条列明的六类情形中，不同案件的程序运行逻辑各有不同： 在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相对人请求未构成犯罪的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案件中，民事案件的审理核心是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法人是否应当承担合同责任，该判断完全可以基于民事证据规则独立作出，原则上不需要等待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 在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构成犯罪，合同相对人或者赔偿权利人请求未构成犯罪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民事责任的案件中，民事审理的核心是案涉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法人的管理过错是否满足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该问题同样可以在民事程序中独立作出认定，不受刑事程序进程的绝对约束。 在主债务人订立主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债权人请求未构成债务人共犯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案件中，即便主债务人的借款行为已经被认定构成诈骗类犯罪，担保合同的效力、担保人的过错与责任范围的判断，仍然可以在民事案件中独立完成，不需要必须等待刑事判决的作出。 其余部分债务人涉刑、保险金理赔等情形，也都遵循同样的逻辑：民事部分的请求权基础独立于刑事犯罪事实，责任承担主体与刑事被告人并不完全重合，因此具备分别审理的程序基础。 反之，如果案件属于典型的“同一事实”情形，即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完全重合、基本事实完全同一，则不属于本条的适用范围，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司法解释的其他规则处理，不得适用本条规则强行分别审理。

　　（二）“应当与有关的刑事案件分别审理，不受刑事诉讼程序的影响”的规范含义

　　本句是本条的核心原则性规定，其内涵可以从三个层面逐层展开： 第一层面是程序启动独立。民事案件的受理、送达、开庭审理、裁判作出等全部程序环节，都不需要以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或者开庭审判作为前置条件。即便刑事案件尚处于侦查阶段，民事案件仍然可以正常推进审理活动，不得以“刑事程序正在进行”为由拒绝开庭、拖延裁判。实践中部分法院以“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我们不能审”为由直接驳回原告诉求的做法，完全不符合本条的规范要求。 第二层面是事实认定独立。民事案件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原则上直接依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规则独立开展，不需要完全依附于刑事案件的侦查结论。即便刑事程序尚未作出最终的有罪认定，民事法院仍然可以基于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对民事案件的要件事实作出独立判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以“刑事程序还没定案，事实查不清”为借口，回避民事审判的事实查明职责。 第三层面是裁判结果独立。民事案件的裁判结论，不需要与刑事案件的裁判结果保持一致。即便后续刑事案件作出了无罪判决、或者仅认定部分事实构成犯罪，也不影响已经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判的既判力。民事判决的责任承担，也完全独立于刑事判决中的追赃退赔判项，二者各自独立发生法律效力，仅在后续执行阶段进行数额上的协调抵扣，不存在效力上的相互否定关系。

　　（三）“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判断标准

　　本条的但书条款，是分别审理原则的唯一法定例外，也是实践中最容易出现适用偏差的条款。必须严格限定该条款的适用范围，不得对其进行扩大化解释。 这里的“基本事实”，指的是直接决定民事案件裁判结果的核心要件事实，而非与案件存在关联的任何边缘性事实。如果某一事实即便在民事案件中不作认定，也完全可以基于现有民事证据对案件作出裁判，就不属于这里的“基本事实”。 这里的“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要求满足三个缺一不可的要件： 其一，该基本事实无法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的查明手段独立完成。例如，该事实属于必须通过刑事侦查手段才能获取的核心证据，民事法院依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调取，仍然无法查明该事实的客观真相。 其二，该事实的认定权已经被刑事诉讼程序所专属。例如，某一行为是否属于刑法规定的诈骗行为，直接决定了案涉合同是否属于可撤销合同，而该行为的性质认定，已经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处理范围，民事程序在短时间内无法作出终局性的权威判断。 其三，不等待刑事审理结果，民事案件就无法作出合法、公正的裁判。如果强行在刑事程序终结前作出民事裁判，极有可能出现民事判决与后续刑事判决认定的核心事实直接冲突的情况，严重损害司法裁判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实践中必须严格禁止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只要当事人提交了刑事受案回执，就直接认定案件满足中止条件，不经实质审查直接中止诉讼；另一种是将次要事实、边缘事实的认定需求，错误上升为“基本事实必须以刑事结果为依据”，不当扩大中止诉讼的适用范围。例如，民事案件中关于担保人是否存在过错的事实，完全可以通过民事庭审中的举证质证独立查明，就不得以“主债务人的诈骗事实还没被刑事判决认定”为由中止诉讼。

　　（四）“中止诉讼”与“恢复诉讼”的程序衔接规则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定案件确实满足中止诉讼条件的，应当依法作出书面的中止诉讼裁定，送达各方当事人。在裁定书中，必须明确写明本案据以中止诉讼的具体事实理由，列明“哪一项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哪一个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不得作出“因本案涉及刑事犯罪，现中止诉讼”这类模糊笼统的表述。 当中止诉讼的法定事由消除之后，即刑事案件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相关的核心事实已经得到终局认定，民事案件的承办法官应当及时依职权主动恢复诉讼，不需要等待当事人另行提交恢复审理的申请。恢复诉讼后，应当及时向各方当事人送达恢复审理通知书，尽快安排后续的开庭、裁判工作，不得让民事案件长期处于“中止休眠”状态，损害当事人的程序利益。

　　三、跨法院分别审理的信息通报机制构建

　　（一）信息通报的适用情形

　　本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民事案件与有关的刑事案件由不同人民法院分别审理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及时相互通报案件受理情况、审理进展、裁判结果等信息。该条款的适用场景，主要包括三类： 第一类是民事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而对应的刑事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情形。例如，某涉非法集资的刑事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而对应的民事担保责任纠纷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两个法院分属不同层级，需要建立信息互通渠道。 第二类是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分属不同行政区域的人民法院管辖的情形。例如，合同签订地的法院受理了民事担保纠纷，而犯罪行为实施地的法院审理对应的刑事案件，两地法院分属不同地域，信息传递存在天然障碍，必须通过主动通报机制实现信息同步。 第三类是民事案件已经作出生效裁判，而刑事案件尚在其他法院审理过程中的情形，需要及时将民事裁判的相关情况通报给刑事审判法院，避免后续刑事判决的涉案财物处理与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出现冲突。

　　（二）信息通报的具体内容范围

　　人民法院之间需要相互通报的信息，应当限定在与案件程序推进、事实认定直接相关的必要范围内，不得违反审判独立原则不当干涉其他案件的实体审理。具体通报内容可以分为三个层级： 第一层级是基础程序信息，包括案件受理时间、当事人基本情况、案由、适用的审理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等基础信息，便于对方法院快速建立案件关联台账，避免出现程序冲突。 第二层级是审理进展信息，包括案件的开庭安排、关键事实的查明情况、当事人提交的重大新证据、可能影响另一案件程序走向的重要程序性节点，例如民事案件已经裁定中止诉讼，应当及时将该情况通报给刑事案件的承办法院，便于刑事法院合理安排自身的审理进度。 第三层级是最终裁判结果信息，包括民事判决书、刑事判决书的主文内容，以及裁判中对核心关联事实的认定结论，便于对方法院在后续审理中参考已经作出的生效裁判内容，尽可能实现刑民裁判事实认定的统一，避免出现裁判冲突。

　　（三）信息通报的实操机制设计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信息通报不能停留在原则性的条文要求层面，必须建立可落地的实操流程： 首先，应当建立刑民交叉案件的关联立案标识机制。法院立案部门在受理民事案件时，如果发现案件与其他法院已经受理的刑事案件存在关联事实，应当在立案系统中作出专门的关联案件标记，自动向对应的刑事案件管辖法院发出受理情况通报，实现信息的自动同步。 其次，应当建立常态化的沟通联络机制。不同法院的刑庭与民庭之间，可以指定专门的联络人，负责关联案件的信息对接工作，对于重大疑难的刑民交叉案件，可以通过召开关联案件协调会的方式，共同梳理案件的事实关联点，共同商定程序推进的节奏，在不影响各自审判独立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实现程序衔接顺畅。 最后，应当建立裁判结果的双向函告机制。民事案件作出生效裁判之后，如果裁判中认定的事实可能对刑事案件的处理产生影响，应当及时将裁判文书函告刑事审判法院；刑事案件作出生效裁判之后，如果裁判中认定的事实直接影响民事案件的后续处理，也应当及时将裁判文书函告民事案件的审理法院。如果刑事裁判中认定的据以定罪量刑的事实，与已经生效的民事裁判认定的事实存在根本性冲突，应当按照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的程序，逐级报请共同的上级人民法院审查处理。

　　四、实践中的典型疑难问题破解

　　（一）当事人仅以刑事受案回执为由申请中止诉讼的处理规则

　　实践中大量当事人会仅向法院提交公安机关的刑事受案回执，就以此为依据申请中止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要求法院暂停全部民事审理活动。针对该类情形，人民法院必须严格进行实质审查，不能仅以存在刑事受案回执就直接裁定中止诉讼。 审查的核心要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审查刑事案件的当事人、侦查事实，与本案民事案件的当事人、争议事实是否属于关联事实，是否落入本规定第三条的案件范围；第二，审查本案民事争议的核心基本事实，是否确实必须以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第三，审查该刑事案件的侦查范围，是否已经覆盖了本案民事争议的全部核心要件事实。经审查之后，认为不符合中止诉讼条件的，应当直接作出通知不予支持当事人的中止申请，继续推进民事案件的审理，不得拖延程序。

　　（二）民事审理中发现刑事线索的移送与程序衔接

　　在民事案件分别审理的过程中，如果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了尚未被侦查机关掌握的犯罪线索和证据材料，应当及时将相关线索和材料移送给有管辖权的侦查机关。但线索移送本身，并不直接导致民事案件必须中止诉讼。 移送线索之后，民事案件仍然应当继续正常审理，只有在侦查机关正式刑事立案，且经审查符合“基本事实认定必须以刑事结果为依据”的条件时，才可以依法裁定中止诉讼。不能以“已经向公安机关移送线索”为理由，直接停止民事案件的全部审理活动。

　　（三）分别审理模式下的裁判冲突防范机制

　　在刑民分别审理的模式下，确实存在民事裁判与刑事裁判就同一关联事实作出不同认定的可能性，对此应当建立分层级的冲突防范与化解机制： 第一，在审理过程中，两个法院通过前述的信息通报机制，及时交换各自的事实查明情况，尽可能在裁判作出前就消除事实认定的分歧，从源头上避免裁判冲突的产生。 第二，如果民事裁判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标准认定的事实，与后续刑事裁判依据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未予认定的事实存在差异，不属于必须推翻民事裁判的“根本性冲突”，二者基于不同诉讼程序的证明标准作出不同认定，完全符合法理逻辑，不能以此为由否定民事裁判的法律效力。 第三，只有当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生效刑事裁判据以定罪量刑的核心事实时，民事审理法院才应当按照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的程序，函告作出刑事裁判的人民法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统一事实认定标准。

　　（四）分别审理后的执行协调规则

　　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分别作出生效裁判之后，在后续的执行阶段必须做好数额上的协调衔接。根据本规定第九条的规则，民事裁判中判决的责任人，有权主张在民事执行程序中，相应扣减已经通过刑事追缴、责令退赔等方式返还给申请执行人的部分，避免出现权利人就同一损失获得双重受偿的不公平结果。执行法院应当主动做好两个案件的执行信息对接，准确核算权利人的实际未获清偿数额，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